1940年初，蒋经国和私人秘书余致浚讨论抗战胜利的消息时，蒋经国提到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，并对这篇文章表达了极高的评价。蒋经国说：“这篇文章对抗日战争的形势、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以及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，分析得非常深入，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说服力，读了之后令人深信不疑。” 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，国内充斥着两种极端的观点：一种是速败论，认为中国的国力和军事无法与日本抗衡，战争爆发后中国必然灭亡；另一种是速胜论，认为通过一两次大的战役就能击败日本。速胜论忽视了中国的劣势，而速败论则过于悲观。战争爆发后，中国军民陷入了严重的困境，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思想上，都充满混乱。此时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，仅用不到十天的时间，就写出了5万字的《论持久战》，这篇作品深入剖析了中国抗战的战略，并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。
《论持久战》一经发表，便得到了党内的高度认可。陈云读后认为毛泽东的思想非常深刻，对全党、对全国抗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于是，陈云建议毛泽东在更大的范围内给干部们讲解此文。毛泽东接受了这一建议，先后在延安的抗大等学校以及各党政机关讲解《论持久战》。同时，毛泽东将文章印制成书，公开发布。国内外的许多有识之士在看到《论持久战》后，都为毛泽东的战略眼光所折服。 1938年11月25日，蒋中正（蒋介石）在湖南衡山主持召开了“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”，讨论联合抗战的相关事宜。会议上，除了各军高级将领，还有八路军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。周恩来在会议上详细阐述了《论持久战》的核心思想，白崇禧听后也表示：“毛先生的大作在今年5月发布后，我已多次阅读，并向委员长推荐过。我总结毛先生的思想为两句话：用空间换时间，积小胜为大胜。” 随后，《论持久战》与蒋中正的讲话一同发到了各高级将领手中，包括未能出席会议的将领们也都收到了这本书。宋庆龄收到后立即将其翻译成英文，并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。美国驻华司令史迪威将军看过《论持久战》后认为这是一部“绝妙的教科书”，并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，为中国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，以加速抗战胜利的到来。 土木工程领域的专家陈诚最初看到《论持久战》时并未太重视，但在武汉和长沙相继沦陷后，陈诚重新阅读了这本书，并在书上写下了许多战例批注。此后，陈诚还请周恩来为军官训练营的学员讲授《论持久战》和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备问题》。这本有陈诚批注的《论持久战》至今仍保存在台北的陈诚私人图书馆。 《论持久战》凭借其高远的战略眼光，成功预测了抗日战争的三大阶段，连蒋经国也表示自己已经读了七、八遍。当时，蒋经国的私人秘书余致浚实际上是地下党员，但蒋经国并未察觉。他邀请余致浚为自己写发言稿，并与其分享一些思考。余致浚在一次材料中记载了他与蒋经国的对话，提到了一次在1940年年初，蒋经国因抗日前线的胜利捷报而兴奋，大家一起讨论时，蒋经国突然转向了《论持久战》话题。 余致浚描述道：“蒋经国在大家谈论胜利消息时，忽然谈到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。平时我们很少讨论中共领导人的思想，他却主动提起这篇文章。蒋经国对《论持久战》极为钦佩，认为文章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、发展阶段以及可能出现的困难，非常深刻，且具有极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，让人读后非常信服。”蒋经国还表示，自己已经读了这本书七、八遍，并表示如果有时间，还将继续深入研究。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《论持久战》，书已被翻得很旧，书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红蓝铅笔的圈圈和标记，旁边还写满了中文和俄文，显然他对这本书非常喜爱，且认真阅读过。这段对话和蒋经国对《论持久战》的喜爱，体现了这本书对中国抗战战略的深远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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